“知易行难”还是“知难行易”？很多人曾为此争得不可开交，但是对于“独善其身”与“兼济天下”的难易则仿佛没有任何分歧，人们似乎觉得二者根本没有可比性，兼济天下当然更难。孟子说得很清楚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只有飞黄腾达了才能兼济天下，飞黄腾达已然很难了，还要兼济天下，岂不是难上加难？

　　但是今天，仔细思考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其实兼济天下比独善其身容易多了。

　　一个人即使只给几个人好处，那么得其好处者就会为其点赞，将他的优点说得无以复加，就像金庸笔下星宿老怪的弟子一样，常常将老怪小小的成绩夸成功高盖天，对他的坏处却视而不见，保持沉默。

　　只要给少数几个人蝇头小利，或是一顿酒饭，或是几个红包，“兼济天下”者就有了一个团队。这个团队不会质疑他财富的来源与支配，只要见者有份就行，至于他是否有劣迹，则在所不问。只要给几个人小恩小惠，后者就会将“天”缩小为“坐井观天”看到的“天”，将微不足道的小善吹捧为“兼济天下”，不明真相者、不爱求真者往往就以为有人真的是“兼济天下”了。甚至，获利者达到一定数量，就可以按他们的需要重新定义何为“善”，何为“不善”。最近被拘留和撤职的束昱辉，他以前不是被很多人颂扬为“兼济天下”吗？

　　独善其身的人则危机重重。

　　一个人独善其身，并不能给其他人有形的好处。虽然一个独善其身的人是加惠周边的，例如他一不侵占他人的利益，二不骚扰他人，不给周围的人添麻烦，不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。但是周围的人未必会这么想，独善其身的人无法像“兼济天下”的人那样短时间给周围的人以有形的利益。

　　一个人独善其身，他的道德会给周围的人以压力，他的遵纪守法，让其更像是一种异端。当大多数人都无视红绿灯的时候，那个看到红灯就止步不前的人，往往被人看成“迂腐”“不灵活”。

　　一个人独善其身，他的恬淡，他的甘于寂寞，他的不怕孤独，往往会被其他人觉得是傲慢，是高高在上，不屑与大众为伍，这又成为独善其身者的一种新罪状。有人不理解独自一人的乐趣，他们不能理解为何有人不愿意与他们闲聊闲扯打成一片，他们只能理解为独善其身者肯定眼高过顶。

　　独善其身还更需要勇气。独善其身者没有战友，战壕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单打独斗，独当一面。他不去结交权贵，也不自我宣传，还懒得辩解，他成为人们眼中的“神秘人”“怪诞客”，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，于是误会的潮水汹涌而至，非议的雾霾铺天盖地。由此可见，要独善其身，最难的还不是做到“善”，而是“独”。

　　独善其身是这样难，所以真正将“独善其身”当成人生理想的人极少极少。大多数人的理想是兼济天下，因为这个理想说出来慷慨激昂、振奋人心与己心，引来崇拜的眼神，这样目的就达到了，至于能不能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。而独善其身，即使能够实现，也没有粉丝，人生还有什么趣味？

　　这就是有人喜欢谈过高之理想，愿意装作有“兼济天下之志”的原因。其实他们想的只是“达”，担心的是“穷”，至于“独善其身”还是“兼济天下”，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想过的。

　　但是，要为天下提供真正新的思想、新的动能，必须独善其身。

　　爱因斯坦在《我的世界观》一文中坦言，他之所以“踽踽独行”，是因为这能让他独立思考：“我是一个真正的‘独行者’，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、我的家乡、我的朋友，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。面对这些关系，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，以及对孤独的需求——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。这样的人无疑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，但另一方面，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、习惯和判断，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。”

　　徐志摩在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里则将“单独”的好处写得更有文学色彩：“‘单独’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。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。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‘真’，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。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，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。你要发见一个地方，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。我们这一辈子，认真说，能认识几个人？能认识几个地方？我们都是太匆忙，太没有单独的机会。”

　　思想的交锋不能靠觥筹交错，酒酣耳热只会令头脑发热，真正的成就必将是苦心孤诣的结果。

　　每个人都独善其身，天下自然善了。